遗忘：昆德拉的话题
作者：仵从巨

　　遗忘，是昆德拉考察人与政治、时代、社会、历史关系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个话题在他主要的作品中都有表现或渗透。这一话题亦为某些小说家或艺术家所关注。比如大名鼎鼎的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中曾写到殖民主义者对3000多香蕉工人的一场大屠杀迅速被马孔多人遗忘的情节，他惊诧人对昨日鲜血的漠然，感慨于历史对个人的无情；中国画家孙慈溪在他的油画作品《母亲》（《中国作家》，91年4期）中也指涉了相近的主题，诵读画中身为革命先烈的母亲的遗书，时今的生存者似乎受到了一种“遗忘”的谴责。美国作家冯尼格在小说《囚鸟》中也涉及了相类主题。但是，他们都未能如昆德拉对之作专注的审视，从“存在”的高度、从人类学的意义对“遗忘”剖析，以探究历史存在与个人存在的真实性问题。

　　在谈及《笑忘录》的主人公米瑞克和“遗忘”的主题时，视现代世界已极端政治化的昆德拉承认：遗忘，是一个“政治的重大问题”。对此，他曾醒目而尖锐地使用过“有组织的遗忘”的字眼──这让人想起《第22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把战争称为“有组织的混乱”那句含义深刻的话。在《笑忘录》、《玩笑》等作品中，昆德拉直接或间接呈示了1968年俄国人入侵捷克后一个弱小民族在50万军队、数以百计的装甲车以及强权高压下被“有组织遗忘”的事实：当代捷克文学被禁、数以百计的捷克作家（包括死去的卡夫卡与活着的昆德拉）被禁、145位捷克历史学家被解职、捷克历史被重写、民族纪念碑被拆毁── 由于侵略者的强权与暴力的“有组织的遗忘”，捷克的存在、捷克历史的真实性于是成为一个问题。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此。对一个历史境遇中的个人亦如此。《笑忘录》中的政治家、革命者、外交部长克莱芒提斯因所谓叛国罪被认为应该遗忘，于是他从历史中消失了，他个人的真实性由于他生命与形象的消失而无以确证；米瑞克，由于是布拉格之春和俄国坦克的历史见证，他也应当被遗忘，于是不愿被遗忘的米瑞克则以自己对强权斗争的记忆来竭力反抗；泽曼尼克，《玩笑》中强权的附庸者与政治投机分子、官宦生涯中的“不倒翁”，借助权力，他企图在遗忘中割断自己政治旅途上极不体面的往昔以冲淡双手沾染的无辜者的血迹。在“有组织的遗忘”过处，无论是历史或是个人的“真实”变得扑朔迷离，似真亦幻，皆如在雾中。

　　昆德拉还以为“遗忘”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人从来就想重写自己的传记，改变过去，抹去痕迹，抹去自己的，也抹去别人的，想遗忘远不是一种简单的想要作弊的企图。”《笑忘录》中的米瑞克正是在如是意义上要取回青春时代写下的那些愚蠢好笑的情书而保持自己后来成熟形象的完整性与精神的平衡　　他要修正自己不可能修正的过去以回避因幼稚而生的羞耻与痛苦，于是要遗忘；另一女主人公塔美娜相反，她要取回有关她与已死丈夫的爱情的信件或笔记以反抗遗忘保持记忆。但意味深长的是她的记忆却日益模糊、淡化甚至几近消失。已许塔美娜的故事在人类学意义上显示了更深刻的东西：人以记忆（反遗忘）证明、确立生命的过去以使“存在”获得根据，但遗忘如同生命的逐渐流逝与消失成为必然。遗忘是绝对的。意识到遗忘是痛苦的。于是塔美娜在反抗遗忘的失败中绝望死去。因此，昆德拉继续说：“遗忘，既是绝对的不公正，”（对已逝的生命和事物），“也是绝对的安慰”（对尚存的事物或生命）。问题由兹而生：在政治的“有组织的遗忘”和人类学意义的“遗忘”之上，“存在”中的历史真实与个人真实受到了怀疑与诘问：在胜利者的筵席上就座的历史学家写就的历史文献中，在个人为了安慰与平衡的生命记忆或文字记录中，已知的（写入历史的）和未知的（未写入历史的）一切在多大程度上能列入可信呢？

　　无论是历史的遗忘还是个人的遗忘都是可悲的，因为真实在这种遗忘中全部或部分失去了。但令人更可悲的是，遗忘在政治或者个人的存在中都是一种必然。当我们从昆德拉悟得这一点再回首历史时，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